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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提出了制度建党的战略构想。这一党建理论新思维的提出，并不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建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即在重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前提下，更强调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的完善。 一、制度建党思想的提出
邓小平的制度建党思想是在总结建国前后我党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显然，这一思想与毛泽东突出强调思想建设的作用有所区别，是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看作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所以，总结历史经验，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问题，是邓小平思考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他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指出，制度建党的根本是要使党的自身建设走上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他强调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反复强调，新时期的党建工作，要依靠改革。通过建立和完善党规党纪以及开展经常性的工作来进行，而不是靠搞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伟大创举。
二、制度建党思想的核心
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党和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党和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性分权。他指出：“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政治领导职能与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职能理应适当分开，但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因此，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他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邓小平强调中央集中太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够，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发扬不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两条，一是党与政府的制度性分权，实现党政职能分开，二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完善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等。
三、制度建党思想的关键
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的关键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家长制问题、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问题。他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是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有关。
因此，邓小平主张在制度上全面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官僚主义、封建主义残余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面对干部终身制的现象，邓小平提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问题方面，邓小平把集体领导视为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关键环节，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他强调凡属方针政策问题、全局性问题、重要干部的任免、奖惩等，都要集体讨论决定。
